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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倡导积极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发挥育儿补贴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作用，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摘自“十五五”规划建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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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到来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女儿出生在2023年。这两年多的育儿生活，总体而言是幸福的。我喜欢孩子，也享受陪伴她成长的过程。但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生育与养育，从来不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选择，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时间、精力和成本紧密相连。
精力上的消耗，是最先显现出来的。睡眠被打碎，工作与育儿需要不断切换，生活节奏被孩子重新定义。这些并不新鲜，却真实存在。经济上的支出则更具“后知后觉”的特征：从产检、生育，到婴儿用品、奶粉、辅食，再到托育安排，很多花费并非“可选项”，而是随着孩子成长自然出现的必要投入。回头看，我必须承认，自己在第一次生育之前，对这些成本的长期性和叠加效应估计不足。
今年，女儿就要进入幼儿园阶段。幼儿园的收费本身并不高，但围绕孩子教育和成长的各类支出会逐渐出现：课程、活动、日常配套，都变得更常见。这些开销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大数目，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占据家庭预算的一部分。
在职场上，我并未遭遇直接的歧视，但隐形压力并非不存在。因为已经休过一次产假，也清楚未来还会再经历一次，我在工作中反而更加谨慎和努力，希望用表现抵消潜在的不确定性。这种自我加压，未必源于明确的制度限制，却真实地存在于许多育龄女性的心理预期之中。
也正因如此，我格外关注近年来关于“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的讨论。
从个人经历出发，我并不期待国家或社会“包办”孩子的生育与成长。家庭当然是育儿的主体。但在现实中，生育所带来的压力，并不完全是家庭层面可以自行消化的。尤其对女性而言，生育往往意味着更高比例的时间投入、更明显的职业中断风险，以及更长期的照护责任。当这些成本被过度集中在个体身上时，生育自然会成为一种需要反复权衡的“高风险决策”。
值得肯定的是，公共政策已经开始在一些关键环节发力。比如，我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享受到了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层面，也明确提出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和分娩费用保障水平，力争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费用个人“无自付”。这些举措并非“一步到位”，但它们至少在缓解最基础、也最刚性的成本方面，提供了制度托底。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有助于降低生育与养育负担的，并不只是某一项单独政策，而是不同制度之间的协同作用。如果说补贴解决的是“能不能负担得起”，那么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解决的则是“能不能持续承担”。
例如，在医疗环节，降低孕产相关的直接支出，不仅能减少家庭在生育初期面临的集中性经济压力，也能让生育这件事少一些“必须攒够勇气才能开始”的心理门槛；在托育和照护方面，通过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家长在“没人带”和“负担不起”之间，不必反复做艰难选择；在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更均衡的资源配置，降低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被动增加支出的焦虑。
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生育成为一种更可预期的长期安排，而不是一连串不可控的变量叠加。当年轻父母能够较为清晰地判断未来几年的生活节奏和基本支出时，生育决策本身就会变得理性而平稳。
我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并非不喜欢孩子，而是在权衡现实条件后，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她们的犹豫，并不源于价值观的改变，而更多来自对现实压力的判断。如果制度能够在关键节点上提供更稳定的支持，哪怕只是减少一部分不确定性，也可能改变她们的选择。而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这种支持更是不可或缺。
新的一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二个孩子能够平安出生，也期待我们的家庭在忙碌中继续感受到成长的喜悦。与此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2026年的中国社会，能在既有基础上变得更加生育友好，通过更细致、更全面、更加可持续的制度安排，让所有喜欢孩子的家庭都能“生得起、养得好”，免去所有为人父母者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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