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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大写意】
垃圾填埋场，不再是垃圾终点站了。这段时间，国内垃圾焚烧厂“花式抢垃圾”的新闻屡屡刷屏，不少地方甚至把封场的垃圾开挖再利用。人们不禁疑惑：曾经避之不及的垃圾咋成了“香饽饽”？“抢”来的垃圾干吗用了？
垃圾不“埋”了？
——填埋场犹如一颗颗炸弹，风险隐患高悬
在广东深圳，有一座沉睡了20多年的垃圾场——玉龙填埋场。
从1983年建设，1997年停用，到2005年正式封场，玉龙填埋场堆放了约250万立方米的垃圾，相当于填满1000个标准游泳池！
建场之初，玉龙填埋场尚属城市边缘地带，而随着深圳城市发展，周边早已高楼林立。
多年来，这座垃圾场不仅影响着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更让后续的开挖治理面临不小挑战。
浙江杭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杭州主城区人口约130万，垃圾日产量约1200吨，在当时的条件下，垃圾主要采取简易填埋的处理方式，随着城市的发展，既有填埋场无论是从预期填埋规模还是卫生标准，都已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
1991年，我国第一个符合原国家建设部卫生填埋技术标准的山谷型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全面投运。
回忆自己初到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时的场景，与垃圾已打了10多年交道的郑仁栋仍觉触目惊心：“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杭州正深陷‘垃圾围城’的困局，当年市区生活垃圾产生量足以填满五分之一个西湖！”
“过去，填埋是众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单一的填埋模式不仅消耗宝贵的土地资源，更会带来诸多环境隐患。”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说，“受限于建场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不少垃圾填埋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隐患，如堆放产生的有害物质与地下水、土壤接触存在污染风险。调研发现，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现象普遍，日常管理缺失，垃圾渗滤液处理能力不足……这就像是一颗颗深埋地下的炸弹。”
“生活垃圾填埋场是城乡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守住环境安全底线、保障百姓生态福祉的重要环节。”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丁贞玉说，长期以来，生活垃圾填埋治理领域存在制度衔接不顺畅、全过程监管有短板等问题，加之部分中心城区存量填埋场占用宝贵土地资源，工业、商住用地供需矛盾加剧。
2002年，广州兴建的亚洲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场投入使用。然而，仅7年后，日均垃圾接收量已经满负荷。彼时，广州仅有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能力为1040吨/日，面对日均产生生活垃圾1.17万吨的现实压力，“垃圾围城”的困境引起社会关注。
“广州的垃圾一天不处理，就能铺满近10公里的东风路，厚度达0.5米以上；假如一年不处理，就能堆成近三座越秀山！”广州市城管部门提交的一份报告，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随后，一批资源热力电厂和生化处理厂，陆续开始规划建设……
为减少“邻避效应”，广州创新提出了多种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集中兴建、废弃物协同处理、设施建成后采取园区式管理的“循环经济产业园”模式。
随着新一轮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成投用，2021年10月，广州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截至2025年11月，广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30000吨/日，超过了广州生活垃圾每天约20000吨的产量。
广东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修玉认为，这不仅彻底破解了“垃圾围城”问题，还让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
“围城之困”走向“能源转化”
——我国实现垃圾焚烧领域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优化，越来越多城市景观里碍眼的“渣山”不再。但人们不禁好奇：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
浙江杭州给出的答案是：让每一吨垃圾都“变废为宝”。
从点亮万家灯火的电，到汇入城市管网的天然气，再到重回生产线的原材料……在杭州，垃圾正从困扰城市发展的“负担”，转变为循环经济的“红利”。
2018年，杭州临江环境能源项目开工，郑仁栋和同事们迅即投身一座现代化环保产业园的建设中。2020年底，当6台焚烧炉、3台发电机组全部投运，临江环境项目年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达200万吨，全力保障杭州生活垃圾处置工作稳定运转。
在广州，“十四五”期间，生活垃圾处理量从2021年的558.39万吨，提升至2024年的857.17万吨。在先进的焚烧发电技术加持下，垃圾化身绿色电能，减排效益显著。
“2025年，十五运会赛事期间，广州通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发电1.6亿千瓦时，保障了赛事进行和城市运作。”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钟卓延说。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设统计年鉴》（2014年至2023年），2020年，焚烧反超卫生填埋，成为国内城区生活垃圾的第一大处理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和环保标准不断提高，不少地方垃圾处理的思路开始转变：从找地方堆放迈向资源化利用，垃圾焚烧发电、资源回收等技术逐步推广，垃圾处理进入从“围城之困”走向“能源转化”的新阶段。
而助推这一转变的强劲动力，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关键技术的新进展和新突破。例如，针对我国生活垃圾含水率高、垃圾组分复杂的特点，不少地方创新性地采用“垃圾发酵预处理”技术，提高垃圾热值；关键设备，如机械炉排炉打破了国外垄断，实现国产化……
张修玉告诉记者，作为一种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效果显著的处理方式，垃圾焚烧发电近年来逐渐受到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伴随“双碳”目标和“无废城市”建设理念的提出，垃圾焚烧发电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化垃圾焚烧厂超1000座，日处理能力达110万吨以上。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26236.62万吨，无害化处理量为26198.58万吨，焚烧处理占比78.9%。
垃圾围城的问题被解了，但另一个问题也来了——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怎么办？山西临汾粤丰环保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避免二噁英产生，核心在于温度控制——焚烧产生的烟气会在850℃以上的高温中停留2秒，这样就能彻底分解二噁英。
除了技术层面的把控，国家对垃圾焚烧还有严格的监管要求：所有焚烧厂必须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实时上传各项排放数据，确保处理过程全程可控、可追溯。
据了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天子岭填埋场先后进行了四代技术升级改造，如光储一体化项目改造，将已封场的闲置土地改造成“绿色能源心脏”，一束束光转化为一股股电流，成功解锁了“光伏+垃圾填埋场”应用新场景，为垃圾填埋场封场后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越来越多新技术新突破助力垃圾焚烧“更绿色”。常纪文说，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构建了从规划、研发、设计、投资、制造、建设到运营全环节协同发展的完善产业体系。
不仅如此，多家企业还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技术与解决方案走向世界。
来自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79座，项目遍布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常纪文表示，未来，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有望助推全球垃圾处理行业可持续发展。
给封存的垃圾“动手术”
——技术进步根治“顽疾”
隔着玻璃眺望30米高的垃圾山，几只巨型抓斗像“抓娃娃”一样，把10吨重的垃圾一次抓起……走进江西南昌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焚烧发电项目，中控室内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焚烧炉温度、烟气排放指标等多项关键运行参数，设备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山，摇身一变成为城市“充电宝”。
技术的创新迭代和产能的飞速扩张，让困扰大城市数十年的垃圾围城问题应声而解，与之相伴的，是一些城市出现了“垃圾不够烧”的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长三角地区建成垃圾焚烧发电产能36.8万吨/日，但实际处理量仅为23.5万吨/日，产能利用率不足64%。
针对历史遗留的垃圾填埋场问题，2023年起，广州市相关部门探索开挖陈腐垃圾入厂焚烧，通过“存量筛分+焚烧”模式修复土地生态。
2024年9月，广州市黄埔区公布《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存量垃圾开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计划用4年时间将其中的陈腐垃圾拿出来烧掉。
近日，一场“城市伤疤修复手术”正在深圳罗湖进行。顺着机械臂，一斗斗垃圾被挖起，里面混杂着破旧织物、结块污泥……
挖出的垃圾都去哪儿了？只见6条滑梯般的巨型传送带持续高速运转，随即，垃圾进入一个“变身工厂”——筛分车间。
玉龙填埋场环境修复工程技术负责人黄康丰介绍，他们每天能够完成6000吨的筛分量，将杂乱的垃圾进行精细分类，最终分成腐殖土、轻质物以及无机骨料这三种物质。其中，腐殖土将外运做无害化处置，无机骨料将进行资源化利用，轻质物则会被运送到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电。
为什么要重新开挖封存了20年的垃圾填埋场呢？
“其实，我们早就想给它‘动手术’。可大规模开挖会产生异味和粉尘，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现在技术手段进步了，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深圳市罗湖区土地整备中心主任李昀松说。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达2.23亿吨/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达114.1万吨/天，比“十三五”末分别增长58.8%和72.4%。
不少垃圾焚烧厂还开展环保设施开放活动，从前“闲人免进”的设施单位变为向市民开放的“城市客厅”，有效破解了“邻避”困境。
从“垃圾围城”到“点废成金”，科技正在让环境变得更美好，也为循环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记者 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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